▲利奥波德亲王

利奥波德亲王比巴赫年轻，颇有音乐素养，能奏多种乐器。但他是归正宗的信徒，礼拜仪式中仅使用简单的圣咏，这意味着宫廷乐师主要负责世俗音乐，着重器乐，而非教会音乐或管风琴曲。这对巴赫的创作而言是个大转向，不过这样的挑战在未来也同时是巴赫进化的动力。

07、克滕，巴赫创作大转向（1717年－1723年）
巴赫在克滕担任宫廷乐长，即乐团指挥（Kapellmeister），这个职位备受尊敬，且薪水高达400塔勒（日耳曼各州的货币购买力不尽相同，巴赫薪水在此相当于朝廷高官）。王子21岁接掌宫廷后，致力恢复宫廷里的音乐风气，雇用的乐师从三名增至十七名，因此巴赫上任时接管的便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乐队。王子懂音乐且待巴赫亲切有礼。巴赫遇上一群优异的音乐家和识才的东主，激荡出大量出色的乐曲，尤其是器乐。此时期是巴赫一生中较未受干扰的时期，而从创作内容来看，巴赫已迈入他自己的成熟阶段。

就在巴赫到了克滕没多久，他再一次错失与亨德尔见面的机会。亨德尔原先已在英国定居，但在1719年他回到日耳曼寻找优秀的歌手，并回到哈雷探视母亲，而哈雷离克滕仅有20哩路程。巴赫一听说亨德尔返乡的消息，便立即兼程赶路去哈雷，希望能与之见上一面，遗憾的是亨德尔已返回英国。

巴赫在这段时间发觉他的长子威廉有优异的音乐禀赋，于是决定尽力栽培他。巴赫写作《给W.F. 巴赫的键盘小册》即是赠与他的长子，内容井然有序的教导年幼的孩子弹奏键盘乐器，从说明音谱记号开始，带领初学者由基本曲目一路登堂入室，直到领略较高深的作品。而这本书其实也包含了部分的《平均律键盘曲集》和全套的《二声部与三声部创意曲》；全书不仅是训练技巧，曲目的结构与聆赏性也有高度水准。

▲第一号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之手稿

然而，1720年5月，巴赫和王子一同前往卡尔斯巴德（今捷克卡罗维发利）温泉疗养地，7月回到克滕时，妻子芭芭拉不幸离世，留下四个小孩。同年汉堡的圣雅各教堂邀请巴赫角逐管风琴师的职位，巴赫不禁心动并登程赴会，虽然他因为克滕的事务没能在指定日期试奏，但他精湛的琴艺汉堡市民有目共睹，并博得大师莱茵肯的赞美。但后人不太清楚为何巴赫没有得到汉堡的职位，当局似乎很有意要聘请他，但汉堡有个不成文的陋规，即某些特定职位的合格人选必须付一笔钱才能取得职位，巴赫显然无法忍受。

1721年3月，他将精心创作的六首管弦乐协奏曲献给勃兰登堡总督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 (勃兰登堡-施韦特)，推测应该是巴赫在卡尔斯巴德遇到总督时，接受其委托而献上的，虽然公爵未曾演出过它，但事实上这套作品已先在克滕宫廷演奏过了，此即著名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巴赫在克滕时期之前没有机会与足够资源（完善的管弦乐团）创作协奏曲，此时正能全心发挥。在此期间巴赫也创作了著名的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平均律键盘曲集》的第一部分（24首）。

芭芭拉去世17个月后，1721年12月，巴赫再婚，娶年仅20岁的安娜·玛格达莱娜·巴赫（原姓Wilcken）为妻，她的父亲是位宫廷小号手，母亲也具音乐背景，她本人则是歌手，薪水有巴赫的一半。安娜与巴赫的孩子中包含后来也成为知名音乐家的约翰·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巴赫（J.C.F. 巴赫）及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J.C. 巴赫）。巴赫夫妻俩感情深厚，同为专业音乐家的身份也使他们更为亲近，两人的好感情可由他们共同完成的两本《给安娜的笔记本》看出，此笔记本包含了《法国组曲》的前五首与《键盘组曲》的第三、六首。

然而巴赫再婚后一星期，利奥波德王子与他的堂妹弗里德里卡·亨丽埃塔（Friederica Henrietta）成婚。除了是公主对音乐不感兴趣，也可能是因为克滕军费吃紧，导致王子裁减了乐团，音乐渐不复为克滕宫廷的基调，巴赫愈发觉得在这里难以容身。后来他也许再度发觉自己的志趣是做个教堂乐师，也许是为了儿子的教育规划，巴赫开始为下一步打算。

▲圣托马斯教堂

08、莱比锡-J.H.埃内斯蒂校长时期（1723年－1729年）
1722年6月，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音乐指挥库瑙在担任了该职务21年后逝世。市议会讨论继任人选时首先想到泰勒曼，他刚受聘为汉堡的乐长，由于他曾于莱比锡担任管风琴师，市民相当推崇此决议。但泰勒曼却以与莱比锡的合同要挟汉堡当局为他加薪，市议会扑了空。此前巴赫并未申请这个职位，因为他和泰勒曼是旧识。稍后巴赫应征时，与其竞争者有四人，包括圣托马斯学校的校友，现任达姆施塔特宫廷乐师的格劳普纳。中选者是格劳普纳，但他因为东主不肯放人且予以加薪挽留，于1723年5月放弃莱比锡的职务后举荐巴赫。

当局愿意聘用巴赫，但态度较消极。他们并不看重巴赫的管风琴技艺，因为指挥不需要这项技能；而巴赫的作品大多未出版，当局不清楚他在作曲上的才华；知名度方面，巴赫在当时当地仍差了泰勒曼与格劳普纳一截；且巴赫没有正式学历，当局对此相当看重。尽管巴赫已是音乐全才，却难获得学院肯定。当局担心旧事重演，要求巴赫先得到公爵的免职书。得到许可后，巴赫便申请该职务并获选。而当选后巴赫还得签署许多文件和通过神学测验，确认其思想没有问题才能上任，但耗时之长、手续繁琐以及数名议员曾反对聘用巴赫，种种迹象都显示巴赫过去的经历仍被当局所质疑。

圣托马斯教堂唱诗班指挥（也身兼圣托马斯合唱学校的音乐教职，因为学校为教堂提供仪式的歌者）相当于莱比锡全城大小教堂的音乐总监，在新教德国的地位甚为重要；当地路德教派兴盛，长久以来担任此职务者莫不是备受景仰的音乐家。但这个职务也不好胜任，虽直属于萨克森选侯，仍须服从学校、市议会和教堂当局等上级官僚；市议会科层严密，教堂则有权管理一切宗教仪式，神学和声乐都在管辖之列。而新职位的起薪还不到巴赫在克滕的四分之一，这些得另外仰仗婚丧、教学的酬劳才补得过来。巴赫的选择主要基于两个因素：莱比锡有圣托马斯学校与名声显赫的莱比锡大学，可以提供他的儿子良好教育；而巴赫自己似乎也有心在教堂音乐上继续深造。6月巴赫正式就职，他让他的三个儿子进入圣托马斯学校就学，并都加入唱诗班。但是巴赫发现学校状况不甚理想，学生人数多到不堪负荷，年迈的校长J.H. 埃内斯蒂对学生与老师难以管束，且学校硬件设施贫乏，加上作息刻板，学生生活质量恶劣。此时巴赫的家庭暂居于校舍中。

▲巴赫在莱比锡使用的图章。由他的名字简写JSB镜射组合而成，上方的皇冠示其为宫廷作曲家

遗憾的是，在巴赫举家迁往莱比锡之前，利奥波德王子年轻的妻子却去世了，但巴赫没有回心转意。尽管王子没有慰留巴赫，他和王子的情谊并未因此改变，巴赫经常回到克滕演奏音乐，并保有其宫廷乐长的荣誉头衔；王子两年后再娶，巴赫曾为其新婚夫人献上一首祝贺生辰的清唱套曲。然而王子却于1728年11月英年早逝，克滕的宫廷音乐盛景不再。1729年3月，巴赫最后一次探访克滕，指挥《马太受难曲》的片段作为王子丧礼上的音乐。

作为莱比锡的音乐总监，巴赫负责监督城内四座主要教堂的音乐事务，特别是圣托马斯教堂和圣尼古拉教堂周日冗长繁复的礼拜仪式。巴赫初到莱比锡的几年，积极创作乐曲供教堂使用，至少为整个教会礼仪年提供五套的清唱套曲，总数约有295首，但部分已佚失；也因此在这段期间巴赫的创作量达到生涯巅峰。巴赫在莱比锡创作的清唱套曲涵盖相当丰富的主题，由正统路德教义到新的虔信教义都有，巴赫以不同的曲风及形式搭配不同的主题。清唱套曲的文本大多由巴赫的合作人，身兼诗人与编剧的皮坎德写成。巴赫还以他早期的清唱套曲为基础，创作了一些经文歌供城市的隆重典礼使用。

在克滕游移不决的日子里，巴赫已着手写作《约翰受难曲》，1724年4月间，此作首度公演，巴赫认为在圣托马斯教堂首演较理想，但市议会坚持受难曲轮流演出的惯例，要求于圣尼古拉教堂演出，巴赫只好从命。稍后巴赫又向当局提出扩增楼厢与增添技工的请求，但当局却认为这些举措没有必要。而在莱比锡这个相对自治的商业城市没有专业的宫廷乐师，所谓市乐师其实是由一群业余人士组成的教堂乐手，他们在教堂和市府的典礼场合出席表演，巴赫只得忍着对乐手配置及其素质的不满。

上任没有多久，当局的多头马车就对巴赫的工作造成困扰。圣保罗大学教堂在1710年后，在宗教礼拜仪式上，除了少数特别庆节才举行的“旧仪式”（由圣托马斯指挥负责）外，又新增了“新仪式”于每周日举行，当初库瑙费尽心力才取得该仪式的音乐指导权，后来圣保罗的琴师歌尔纳（J. G. Görner）自荐免费提供新仪式的服务，所以巴赫就职后便管不到这份差事。这对巴赫来说颇有损失，因为他需要这份酬劳，也需要借此职务与大学建立关系。巴赫试着在旧仪式上表现他的技艺，但当局不怎么感动，给他的酬劳远比库瑙少了14塔勒，于是巴赫在1725年间接连写了三封信，向最高当局，也就是选侯奥古斯特二世陈情。巴赫的请求起了作用，也因此得到和库瑙同等的待遇，但大学始终不愿将两种仪式都交给他负责。行动失败后，巴赫灰心的把旧仪式的业务交给一位学生处理；此举激怒了当局，他们本来就轻视巴赫的教育背景，巴赫如今的行为则令当局清楚表明不让他兼这份差。

▲巴赫的雕像，位于圣托马斯教堂前

类似的状况也在之后发生。1727年，一名贵族出身的大学生基希巴赫（Hans Carl von Kirchbach）自愿在大学教堂献一台弥撒，纪念萨克森选侯的亡妻。基希巴赫获得批准后，便编了一首丧礼颂诗，交给巴赫作曲。大学当局却认为歌尔纳才是适当人选，当基希巴赫以曲子已完成为由拒绝歌尔纳作曲后，当局又告诉他曲子将由歌尔纳演出，没巴赫的份。在基希巴赫力争之下，当局用12塔勒安抚歌尔纳，却要求巴赫签署一份文件，保证今后若未得到当局同意，不得为圣保罗教堂提供任何音乐服务，而巴赫拒绝签署。虽然当局打压巴赫，但莱比锡的学生却日渐与巴赫往来密切，刺激他创作出数首世俗清唱套曲，还吸引不少大学生参与他的音乐，巴赫也不吝向其他音乐机构举荐他所青睐的学生。后来巴赫在选择晚祷圣诗的职权受到圣尼古拉教堂一位助理执事的挑战，教会当局却偏袒执事；巴赫向市议会申诉后才得到平反。

这段期间，巴赫也为世俗场合写作音乐。1727年，他为奥古斯特二世的诞辰创作一出特别的世俗清唱套曲，于5月由基金会奖助学生在圣托马斯教堂首演，排场盛大。当年4月的圣周五，巴赫著名的《马太受难曲》首度公演，集结了当时莱比锡许多音乐人才作为演奏人员。

1729年1月，萨克森-魏森费尔斯公爵克里斯蒂安到访莱比锡，为了表示敬意，巴赫创作并演出了《世俗清唱套曲》（BWV 210a，即后来的《婚礼清唱套曲》）。其实巴赫在此前已曾与公爵接触，包含1713年的《狩猎清唱套曲》和1725年的《世俗清唱套曲》（BWV 249a，即后来的《复活节清唱剧》），都是巴赫受委托而为公爵生辰谱写的作品。同年，巴赫获得了“萨克森-魏森费尔斯皇家宫廷乐长”的荣誉头衔，直到公爵1736年去世为止。

巴赫与当局的抗争仍持续进行。1730年5月，当局要求他补足基金会奖学金学生的空缺，于是巴赫面试数位应征者并谨慎写下他的评估报告，但后来当局公布的通过名单与巴赫的评估出入甚大，显然当局忽视巴赫的意见。一年后，市议会开会讨论巴赫的私德，指出巴赫忽略其教师责任、不假外出或未按规定申请出城赚取外快；种种因素使得当局限制其上述的举动。巴赫虽然理亏但也同样对工作环境极为不满；同年8月，巴赫投书议会，长篇大论地指出莱比锡教堂音乐各方面的问题。这封信提供了读者当时音乐界的风貌，但它无助于化解冲突，当局也似乎没有直接回答巴赫的信。

▲盖斯纳校长，巴赫在莱比锡少数的盟友之一

09、莱比锡-盖斯纳校长时期（1730年－1734年）
在莱比锡的不愉快与此地的高物价水准，令巴赫再度萌生去意。而就在老校长埃内斯蒂去世的隔年，也就是1730年6月，新任校长盖斯纳就职。盖斯纳本身是古典哲学的学者，曾任魏玛大学预科学校（Weimarer Gymnasium）的校长，他非常欣赏巴赫的音乐才华，一上任便大幅改善不少校务。他改善硬件设备并调整学校的组织架构，也加强了音乐在课程的比重，以及整顿学生纪律等等。盖斯纳令巴赫的工作环境舒适许多，他也向巴赫保证其赚外快的权利。在盖斯纳担任校长的这段期间，巴赫和当局至少能维持起码的和平共存。

在这段期间，巴赫发掘了一批优异的歌手，最有名的当属克雷布斯与谢梅利（Christian Friedrich Schemelli）。前者是巴赫在魏玛的学生老克雷布斯（Johann Tobias Krebs）的儿子，也向巴赫学习管风琴，被认为是八首小前奏与赋格曲（BWV 553-560）的作者。后者是谢梅利歌本（Musikalisches Gesangbuch，内含BWV 439-507）的出版者老谢梅利（Georg Christian Schemelli）之子。

▲齐默曼咖啡厅，1720年－1741年作为大学音乐社的演奏场所

1729年，巴赫便开始领导大学音乐社，此前库瑙（1688年）与泰雷曼（1702年）亦曾领导该组织。大学音乐社，顾名思义，成员多为大学生，这群演奏者每周定期在齐默曼咖啡厅演出音乐，此咖啡厅当初为名流聚集之所。音乐社领导人历来无不是名誉卓著的音乐家，这也能看出巴赫在当时莱比锡的音乐权威。巴赫为大学音乐社改编或创作许多作品供其演奏，像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和以早先作品改编的键盘协奏曲，以及部分的键盘练习系列（Clavier-Übung），皆为佳作；大学音乐社也激发巴赫创作数首世俗清唱套曲，其中最知名的便是《咖啡康塔塔》，此作是巴赫最接近歌剧风格的一部作品。

1733年2月，奥古斯特二世去世，他的儿子继位后，隔年加冕为波兰国王，改宗天主教，是为奥古斯特三世。巴赫利用这个机会谱写《垂怜经》与《光荣颂》，前者是为先王致哀，后者则是欢庆新王登基，不过作为天主教徒的国王自然没能听到作品在圣尼古拉教堂的首演。而后来在巴赫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1749年，巴赫才将这两首作品结合过去所创作的教会清唱套曲片段，并加以发展，成为著名的b小调弥撒曲，此作和《马太受难曲》共同被视为巴赫毕生宗教与声乐作品的精粹。7月底，巴赫将《垂怜经》与《光荣颂》献给奥古斯特三世，并附上一封要求承认的信。信中巴赫表达了在莱比锡职务上的不顺遂，且向国王要求了赐与自己“宫廷作曲家”称号一事，好以抗衡当局对其的施压。虽然没有立即得到应允，巴赫仍如愿于1736年11月获颁此头衔，正式名称为“波兰皇家及萨克森选侯宫廷作曲家”。

这段时期巴赫和萨克森首都德累斯顿也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在1730年代早期，他曾弹奏过当地圣索菲亚教堂（Sophienkirche）的管风琴。1733年6月，该堂的管风琴师出缺，巴赫推荐自己的长子W.F. 巴赫应征。当时威廉23岁，他试演的曲目是其父的《前奏曲与赋格》（BWV 541），技惊四座，顺利获得这份工作，巴赫于是更有理由时常拜访德累斯顿。

1734年－1735年间，巴赫谱写了三部著名的清唱剧：《复活节清唱剧》（仅修订，早先作于1725年）、《圣诞清唱剧》、《升天节清唱剧》。此时期的另一名作是《圣母赞主曲》，此作最早写于1723年，是为当时的圣诞节而写，巴赫在1730年－1733年间调整了这首作品并演出。

▲埃内斯蒂校长

10、莱比锡-J.A.埃内斯蒂校长时期（1734年－1742年）
盖斯纳担任校长仅四年，便于1734年离开莱比锡，担任哥廷根大学的教职。空缺由副校长J. A. 埃内斯蒂接任。埃内斯蒂虽然年轻但学识渊博，他决心提高学校的学科素质，加重当代学科，并减少古典及神学课程的比重。埃内斯蒂亦认为音乐课程已经落伍，巴赫的作风更是不符合时代潮流。

1736年，埃内斯蒂和巴赫无可避免的发生了一场冲突，令两人对峙长达两年之久。冲突的成因源于埃内斯蒂侵犯巴赫的人事权，且巴赫认为埃内斯蒂擅自指派的学监无助于教堂音乐，于是提出异议，但被埃内斯蒂驳回。8月，两人相互向市议会指控彼此，后来巴赫向莱比锡教会会议申诉未果，便以其职衔向国王告状，但冲突的结果没有被官方所记录。总之，两人从此成为死敌。埃内斯蒂仍继续降低学校音乐课程的比重，巴赫则越来越疏于教学。1740年，学校聘用一名新老师教授乐理，显然巴赫未善尽职责；他的教会音乐创作也大幅萎缩，唱诗班演唱旧作品的时候越来越多。

事实上，巴赫的音乐倾向正在改变，他的研究和创作重心慢慢回到器乐，且开始重视出版自己的作品。巴赫可能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或对教会当局的幻灭，导致其宗教热忱在晚年逐渐消退。巴赫领导大学音乐社的演出仍持续著，直到1737年暂时中断，1739年－1741年才又继续领导。这段期间以后巴赫也到各地检修管风琴，并拜访他的音乐家朋友。随着巴赫的年老与时代的变迁，有些乐坛后辈开始批评巴赫的风格，或质疑巴赫适应新式作品的能力，例如沙伊伯，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管风琴制造者；但也有人为巴赫撰文辩护，例如比恩鲍姆（Johann Abraham Birnbaum）和大学音乐社成员米兹勒。

巴赫的堂弟约翰·埃利亚斯·巴赫（Johann Elias Bach）于1737年借住在巴赫家中，为了在莱比锡研习神学。这段时间埃利亚斯担任巴赫三个儿子的家庭教师，并帮巴赫草拟文书信件。埃利亚斯作客期间的书信往来，令后世得以一窥巴赫的家居生活。1742年，埃利亚斯离开巴赫的寓所，成为施韦因富特的唱诗班指挥。

▲利奥波德亲王

利奥波德亲王比巴赫年轻，颇有音乐素养，能奏多种乐器。但他是归正宗的信徒，礼拜仪式中仅使用简单的圣咏，这意味着宫廷乐师主要负责世俗音乐，着重器乐，而非教会音乐或管风琴曲。这对巴赫的创作而言是个大转向，不过这样的挑战在未来也同时是巴赫进化的动力。

07、克滕，巴赫创作大转向（1717年－1723年）
巴赫在克滕担任宫廷乐长，即乐团指挥（Kapellmeister），这个职位备受尊敬，且薪水高达400塔勒（日耳曼各州的货币购买力不尽相同，巴赫薪水在此相当于朝廷高官）。王子21岁接掌宫廷后，致力恢复宫廷里的音乐风气，雇用的乐师从三名增至十七名，因此巴赫上任时接管的便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乐队。王子懂音乐且待巴赫亲切有礼。巴赫遇上一群优异的音乐家和识才的东主，激荡出大量出色的乐曲，尤其是器乐。此时期是巴赫一生中较未受干扰的时期，而从创作内容来看，巴赫已迈入他自己的成熟阶段。

就在巴赫到了克滕没多久，他再一次错失与亨德尔见面的机会。亨德尔原先已在英国定居，但在1719年他回到日耳曼寻找优秀的歌手，并回到哈雷探视母亲，而哈雷离克滕仅有20哩路程。巴赫一听说亨德尔返乡的消息，便立即兼程赶路去哈雷，希望能与之见上一面，遗憾的是亨德尔已返回英国。

巴赫在这段时间发觉他的长子威廉有优异的音乐禀赋，于是决定尽力栽培他。巴赫写作《给W.F. 巴赫的键盘小册》即是赠与他的长子，内容井然有序的教导年幼的孩子弹奏键盘乐器，从说明音谱记号开始，带领初学者由基本曲目一路登堂入室，直到领略较高深的作品。而这本书其实也包含了部分的《平均律键盘曲集》和全套的《二声部与三声部创意曲》；全书不仅是训练技巧，曲目的结构与聆赏性也有高度水准。

▲第一号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之手稿

然而，1720年5月，巴赫和王子一同前往卡尔斯巴德（今捷克卡罗维发利）温泉疗养地，7月回到克滕时，妻子芭芭拉不幸离世，留下四个小孩。同年汉堡的圣雅各教堂邀请巴赫角逐管风琴师的职位，巴赫不禁心动并登程赴会，虽然他因为克滕的事务没能在指定日期试奏，但他精湛的琴艺汉堡市民有目共睹，并博得大师莱茵肯的赞美。但后人不太清楚为何巴赫没有得到汉堡的职位，当局似乎很有意要聘请他，但汉堡有个不成文的陋规，即某些特定职位的合格人选必须付一笔钱才能取得职位，巴赫显然无法忍受。

1721年3月，他将精心创作的六首管弦乐协奏曲献给勃兰登堡总督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 (勃兰登堡-施韦特)，推测应该是巴赫在卡尔斯巴德遇到总督时，接受其委托而献上的，虽然公爵未曾演出过它，但事实上这套作品已先在克滕宫廷演奏过了，此即著名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巴赫在克滕时期之前没有机会与足够资源（完善的管弦乐团）创作协奏曲，此时正能全心发挥。在此期间巴赫也创作了著名的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平均律键盘曲集》的第一部分（24首）。

芭芭拉去世17个月后，1721年12月，巴赫再婚，娶年仅20岁的安娜·玛格达莱娜·巴赫（原姓Wilcken）为妻，她的父亲是位宫廷小号手，母亲也具音乐背景，她本人则是歌手，薪水有巴赫的一半。安娜与巴赫的孩子中包含后来也成为知名音乐家的约翰·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巴赫（J.C.F. 巴赫）及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J.C. 巴赫）。巴赫夫妻俩感情深厚，同为专业音乐家的身份也使他们更为亲近，两人的好感情可由他们共同完成的两本《给安娜的笔记本》看出，此笔记本包含了《法国组曲》的前五首与《键盘组曲》的第三、六首。

然而巴赫再婚后一星期，利奥波德王子与他的堂妹弗里德里卡·亨丽埃塔（Friederica Henrietta）成婚。除了是公主对音乐不感兴趣，也可能是因为克滕军费吃紧，导致王子裁减了乐团，音乐渐不复为克滕宫廷的基调，巴赫愈发觉得在这里难以容身。后来他也许再度发觉自己的志趣是做个教堂乐师，也许是为了儿子的教育规划，巴赫开始为下一步打算。

▲圣托马斯教堂

08、莱比锡-J.H.埃内斯蒂校长时期（1723年－1729年）
1722年6月，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音乐指挥库瑙在担任了该职务21年后逝世。市议会讨论继任人选时首先想到泰勒曼，他刚受聘为汉堡的乐长，由于他曾于莱比锡担任管风琴师，市民相当推崇此决议。但泰勒曼却以与莱比锡的合同要挟汉堡当局为他加薪，市议会扑了空。此前巴赫并未申请这个职位，因为他和泰勒曼是旧识。稍后巴赫应征时，与其竞争者有四人，包括圣托马斯学校的校友，现任达姆施塔特宫廷乐师的格劳普纳。中选者是格劳普纳，但他因为东主不肯放人且予以加薪挽留，于1723年5月放弃莱比锡的职务后举荐巴赫。

当局愿意聘用巴赫，但态度较消极。他们并不看重巴赫的管风琴技艺，因为指挥不需要这项技能；而巴赫的作品大多未出版，当局不清楚他在作曲上的才华；知名度方面，巴赫在当时当地仍差了泰勒曼与格劳普纳一截；且巴赫没有正式学历，当局对此相当看重。尽管巴赫已是音乐全才，却难获得学院肯定。当局担心旧事重演，要求巴赫先得到公爵的免职书。得到许可后，巴赫便申请该职务并获选。而当选后巴赫还得签署许多文件和通过神学测验，确认其思想没有问题才能上任，但耗时之长、手续繁琐以及数名议员曾反对聘用巴赫，种种迹象都显示巴赫过去的经历仍被当局所质疑。

圣托马斯教堂唱诗班指挥（也身兼圣托马斯合唱学校的音乐教职，因为学校为教堂提供仪式的歌者）相当于莱比锡全城大小教堂的音乐总监，在新教德国的地位甚为重要；当地路德教派兴盛，长久以来担任此职务者莫不是备受景仰的音乐家。但这个职务也不好胜任，虽直属于萨克森选侯，仍须服从学校、市议会和教堂当局等上级官僚；市议会科层严密，教堂则有权管理一切宗教仪式，神学和声乐都在管辖之列。而新职位的起薪还不到巴赫在克滕的四分之一，这些得另外仰仗婚丧、教学的酬劳才补得过来。巴赫的选择主要基于两个因素：莱比锡有圣托马斯学校与名声显赫的莱比锡大学，可以提供他的儿子良好教育；而巴赫自己似乎也有心在教堂音乐上继续深造。6月巴赫正式就职，他让他的三个儿子进入圣托马斯学校就学，并都加入唱诗班。但是巴赫发现学校状况不甚理想，学生人数多到不堪负荷，年迈的校长J.H. 埃内斯蒂对学生与老师难以管束，且学校硬件设施贫乏，加上作息刻板，学生生活质量恶劣。此时巴赫的家庭暂居于校舍中。

▲巴赫在莱比锡使用的图章。由他的名字简写JSB镜射组合而成，上方的皇冠示其为宫廷作曲家

遗憾的是，在巴赫举家迁往莱比锡之前，利奥波德王子年轻的妻子却去世了，但巴赫没有回心转意。尽管王子没有慰留巴赫，他和王子的情谊并未因此改变，巴赫经常回到克滕演奏音乐，并保有其宫廷乐长的荣誉头衔；王子两年后再娶，巴赫曾为其新婚夫人献上一首祝贺生辰的清唱套曲。然而王子却于1728年11月英年早逝，克滕的宫廷音乐盛景不再。1729年3月，巴赫最后一次探访克滕，指挥《马太受难曲》的片段作为王子丧礼上的音乐。

作为莱比锡的音乐总监，巴赫负责监督城内四座主要教堂的音乐事务，特别是圣托马斯教堂和圣尼古拉教堂周日冗长繁复的礼拜仪式。巴赫初到莱比锡的几年，积极创作乐曲供教堂使用，至少为整个教会礼仪年提供五套的清唱套曲，总数约有295首，但部分已佚失；也因此在这段期间巴赫的创作量达到生涯巅峰。巴赫在莱比锡创作的清唱套曲涵盖相当丰富的主题，由正统路德教义到新的虔信教义都有，巴赫以不同的曲风及形式搭配不同的主题。清唱套曲的文本大多由巴赫的合作人，身兼诗人与编剧的皮坎德写成。巴赫还以他早期的清唱套曲为基础，创作了一些经文歌供城市的隆重典礼使用。

在克滕游移不决的日子里，巴赫已着手写作《约翰受难曲》，1724年4月间，此作首度公演，巴赫认为在圣托马斯教堂首演较理想，但市议会坚持受难曲轮流演出的惯例，要求于圣尼古拉教堂演出，巴赫只好从命。稍后巴赫又向当局提出扩增楼厢与增添技工的请求，但当局却认为这些举措没有必要。而在莱比锡这个相对自治的商业城市没有专业的宫廷乐师，所谓市乐师其实是由一群业余人士组成的教堂乐手，他们在教堂和市府的典礼场合出席表演，巴赫只得忍着对乐手配置及其素质的不满。

上任没有多久，当局的多头马车就对巴赫的工作造成困扰。圣保罗大学教堂在1710年后，在宗教礼拜仪式上，除了少数特别庆节才举行的“旧仪式”（由圣托马斯指挥负责）外，又新增了“新仪式”于每周日举行，当初库瑙费尽心力才取得该仪式的音乐指导权，后来圣保罗的琴师歌尔纳（J. G. Görner）自荐免费提供新仪式的服务，所以巴赫就职后便管不到这份差事。这对巴赫来说颇有损失，因为他需要这份酬劳，也需要借此职务与大学建立关系。巴赫试着在旧仪式上表现他的技艺，但当局不怎么感动，给他的酬劳远比库瑙少了14塔勒，于是巴赫在1725年间接连写了三封信，向最高当局，也就是选侯奥古斯特二世陈情。巴赫的请求起了作用，也因此得到和库瑙同等的待遇，但大学始终不愿将两种仪式都交给他负责。行动失败后，巴赫灰心的把旧仪式的业务交给一位学生处理；此举激怒了当局，他们本来就轻视巴赫的教育背景，巴赫如今的行为则令当局清楚表明不让他兼这份差。

▲巴赫的雕像，位于圣托马斯教堂前

类似的状况也在之后发生。1727年，一名贵族出身的大学生基希巴赫（Hans Carl von Kirchbach）自愿在大学教堂献一台弥撒，纪念萨克森选侯的亡妻。基希巴赫获得批准后，便编了一首丧礼颂诗，交给巴赫作曲。大学当局却认为歌尔纳才是适当人选，当基希巴赫以曲子已完成为由拒绝歌尔纳作曲后，当局又告诉他曲子将由歌尔纳演出，没巴赫的份。在基希巴赫力争之下，当局用12塔勒安抚歌尔纳，却要求巴赫签署一份文件，保证今后若未得到当局同意，不得为圣保罗教堂提供任何音乐服务，而巴赫拒绝签署。虽然当局打压巴赫，但莱比锡的学生却日渐与巴赫往来密切，刺激他创作出数首世俗清唱套曲，还吸引不少大学生参与他的音乐，巴赫也不吝向其他音乐机构举荐他所青睐的学生。后来巴赫在选择晚祷圣诗的职权受到圣尼古拉教堂一位助理执事的挑战，教会当局却偏袒执事；巴赫向市议会申诉后才得到平反。

这段期间，巴赫也为世俗场合写作音乐。1727年，他为奥古斯特二世的诞辰创作一出特别的世俗清唱套曲，于5月由基金会奖助学生在圣托马斯教堂首演，排场盛大。当年4月的圣周五，巴赫著名的《马太受难曲》首度公演，集结了当时莱比锡许多音乐人才作为演奏人员。

1729年1月，萨克森-魏森费尔斯公爵克里斯蒂安到访莱比锡，为了表示敬意，巴赫创作并演出了《世俗清唱套曲》（BWV 210a，即后来的《婚礼清唱套曲》）。其实巴赫在此前已曾与公爵接触，包含1713年的《狩猎清唱套曲》和1725年的《世俗清唱套曲》（BWV 249a，即后来的《复活节清唱剧》），都是巴赫受委托而为公爵生辰谱写的作品。同年，巴赫获得了“萨克森-魏森费尔斯皇家宫廷乐长”的荣誉头衔，直到公爵1736年去世为止。

巴赫与当局的抗争仍持续进行。1730年5月，当局要求他补足基金会奖学金学生的空缺，于是巴赫面试数位应征者并谨慎写下他的评估报告，但后来当局公布的通过名单与巴赫的评估出入甚大，显然当局忽视巴赫的意见。一年后，市议会开会讨论巴赫的私德，指出巴赫忽略其教师责任、不假外出或未按规定申请出城赚取外快；种种因素使得当局限制其上述的举动。巴赫虽然理亏但也同样对工作环境极为不满；同年8月，巴赫投书议会，长篇大论地指出莱比锡教堂音乐各方面的问题。这封信提供了读者当时音乐界的风貌，但它无助于化解冲突，当局也似乎没有直接回答巴赫的信。

▲盖斯纳校长，巴赫在莱比锡少数的盟友之一

09、莱比锡-盖斯纳校长时期（1730年－1734年）
在莱比锡的不愉快与此地的高物价水准，令巴赫再度萌生去意。而就在老校长埃内斯蒂去世的隔年，也就是1730年6月，新任校长盖斯纳就职。盖斯纳本身是古典哲学的学者，曾任魏玛大学预科学校（Weimarer Gymnasium）的校长，他非常欣赏巴赫的音乐才华，一上任便大幅改善不少校务。他改善硬件设备并调整学校的组织架构，也加强了音乐在课程的比重，以及整顿学生纪律等等。盖斯纳令巴赫的工作环境舒适许多，他也向巴赫保证其赚外快的权利。在盖斯纳担任校长的这段期间，巴赫和当局至少能维持起码的和平共存。

在这段期间，巴赫发掘了一批优异的歌手，最有名的当属克雷布斯与谢梅利（Christian Friedrich Schemelli）。前者是巴赫在魏玛的学生老克雷布斯（Johann Tobias Krebs）的儿子，也向巴赫学习管风琴，被认为是八首小前奏与赋格曲（BWV 553-560）的作者。后者是谢梅利歌本（Musikalisches Gesangbuch，内含BWV 439-507）的出版者老谢梅利（Georg Christian Schemelli）之子。

▲齐默曼咖啡厅，1720年－1741年作为大学音乐社的演奏场所

1729年，巴赫便开始领导大学音乐社，此前库瑙（1688年）与泰雷曼（1702年）亦曾领导该组织。大学音乐社，顾名思义，成员多为大学生，这群演奏者每周定期在齐默曼咖啡厅演出音乐，此咖啡厅当初为名流聚集之所。音乐社领导人历来无不是名誉卓著的音乐家，这也能看出巴赫在当时莱比锡的音乐权威。巴赫为大学音乐社改编或创作许多作品供其演奏，像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和以早先作品改编的键盘协奏曲，以及部分的键盘练习系列（Clavier-Übung），皆为佳作；大学音乐社也激发巴赫创作数首世俗清唱套曲，其中最知名的便是《咖啡康塔塔》，此作是巴赫最接近歌剧风格的一部作品。

1733年2月，奥古斯特二世去世，他的儿子继位后，隔年加冕为波兰国王，改宗天主教，是为奥古斯特三世。巴赫利用这个机会谱写《垂怜经》与《光荣颂》，前者是为先王致哀，后者则是欢庆新王登基，不过作为天主教徒的国王自然没能听到作品在圣尼古拉教堂的首演。而后来在巴赫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1749年，巴赫才将这两首作品结合过去所创作的教会清唱套曲片段，并加以发展，成为著名的b小调弥撒曲，此作和《马太受难曲》共同被视为巴赫毕生宗教与声乐作品的精粹。7月底，巴赫将《垂怜经》与《光荣颂》献给奥古斯特三世，并附上一封要求承认的信。信中巴赫表达了在莱比锡职务上的不顺遂，且向国王要求了赐与自己“宫廷作曲家”称号一事，好以抗衡当局对其的施压。虽然没有立即得到应允，巴赫仍如愿于1736年11月获颁此头衔，正式名称为“波兰皇家及萨克森选侯宫廷作曲家”。

这段时期巴赫和萨克森首都德累斯顿也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在1730年代早期，他曾弹奏过当地圣索菲亚教堂（Sophienkirche）的管风琴。1733年6月，该堂的管风琴师出缺，巴赫推荐自己的长子W.F. 巴赫应征。当时威廉23岁，他试演的曲目是其父的《前奏曲与赋格》（BWV 541），技惊四座，顺利获得这份工作，巴赫于是更有理由时常拜访德累斯顿。

1734年－1735年间，巴赫谱写了三部著名的清唱剧：《复活节清唱剧》（仅修订，早先作于1725年）、《圣诞清唱剧》、《升天节清唱剧》。此时期的另一名作是《圣母赞主曲》，此作最早写于1723年，是为当时的圣诞节而写，巴赫在1730年－1733年间调整了这首作品并演出。

▲埃内斯蒂校长

10、莱比锡-J.A.埃内斯蒂校长时期（1734年－1742年）
盖斯纳担任校长仅四年，便于1734年离开莱比锡，担任哥廷根大学的教职。空缺由副校长J. A. 埃内斯蒂接任。埃内斯蒂虽然年轻但学识渊博，他决心提高学校的学科素质，加重当代学科，并减少古典及神学课程的比重。埃内斯蒂亦认为音乐课程已经落伍，巴赫的作风更是不符合时代潮流。

1736年，埃内斯蒂和巴赫无可避免的发生了一场冲突，令两人对峙长达两年之久。冲突的成因源于埃内斯蒂侵犯巴赫的人事权，且巴赫认为埃内斯蒂擅自指派的学监无助于教堂音乐，于是提出异议，但被埃内斯蒂驳回。8月，两人相互向市议会指控彼此，后来巴赫向莱比锡教会会议申诉未果，便以其职衔向国王告状，但冲突的结果没有被官方所记录。总之，两人从此成为死敌。埃内斯蒂仍继续降低学校音乐课程的比重，巴赫则越来越疏于教学。1740年，学校聘用一名新老师教授乐理，显然巴赫未善尽职责；他的教会音乐创作也大幅萎缩，唱诗班演唱旧作品的时候越来越多。

事实上，巴赫的音乐倾向正在改变，他的研究和创作重心慢慢回到器乐，且开始重视出版自己的作品。巴赫可能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或对教会当局的幻灭，导致其宗教热忱在晚年逐渐消退。巴赫领导大学音乐社的演出仍持续著，直到1737年暂时中断，1739年－1741年才又继续领导。这段期间以后巴赫也到各地检修管风琴，并拜访他的音乐家朋友。随着巴赫的年老与时代的变迁，有些乐坛后辈开始批评巴赫的风格，或质疑巴赫适应新式作品的能力，例如沙伊伯，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管风琴制造者；但也有人为巴赫撰文辩护，例如比恩鲍姆（Johann Abraham Birnbaum）和大学音乐社成员米兹勒。

巴赫的堂弟约翰·埃利亚斯·巴赫（Johann Elias Bach）于1737年借住在巴赫家中，为了在莱比锡研习神学。这段时间埃利亚斯担任巴赫三个儿子的家庭教师，并帮巴赫草拟文书信件。埃利亚斯作客期间的书信往来，令后世得以一窥巴赫的家居生活。1742年，埃利亚斯离开巴赫的寓所，成为施韦因富特的唱诗班指挥。